德国文化关键词:从德意志到德国的64个核心概念(上)

书名:德国文化关键词:从德意志到德国的64个核心概念作者:苔雅‧朵恩、理查‧华格纳 译者:庄仲黎出版社:麦田 出版日期:2017/03/30

德国文化关键词:从德意志到德国的64个核心概念(上)

24.基本法(Grundgesetz)

生活在困苦的时代,挨饿是主要的问题,左派剧作家布莱希特对此曾有很露骨的说法──生活的一切只为填饱肚腹,只为免于饥饿。二战结束后,德国女诗人玛莉.卡许妮兹(MarieLuiseKaschnitz,1901-1974)在面对被战火摧毁的家园时,则写道:「当栖身的房子已塌毁时,我们只能守住那些仅存的东西,例如,孩提时期在山间小路游荡时,那棵长在路旁的绿树,或走在深夜的街道上仰望星空,瞧见自己认得的星座依旧出现在头顶上方相同的位置。在家屋的瓦砾堆中搜寻,既令人厌烦也没有意义。然而,失去的房宅难道只是由泥浆、黏土或石头构筑而成?它不也代表居住者的自信与梦想?」

德国在一九四五年签署的投降协议,等于宣告了国家的政治破产。当时的德国讽刺剧演员,曾把美国、英国和法国这三个西方强权在西德的军事占领区戏称为「三个区域」(Trizonesien),至于其余的部分则已被苏联红军占据。德国投降后,西德一些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很担忧德意志民族的未来,他们认为不能一直陷于美苏两强对立的僵局当中,因此,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结盟,并藉此重获国际社会信赖。此时,西德的敌人是西方盟国的旧盟友──史达林,当然,还有从前的纳粹。在美苏冷战时期,西德由于受到美国强力支持而迅速从二战的挫败中东山再起。

一九四五年纳粹投降后,年事已高的普鲁士历史学家弗利德里希.麦涅克(FriedrichMeinecke,1862-1954)曾针对德国遭逢的空前灾难发表看法;隔年,着名的左派政治家恩斯特.尼基许(ErnstNiekisch,1889-1967)已经看出对立的西德与东德就是德国未来的命运座标;一九四七年,德国记者暨作家艾力克.雷格(ErikReger,1893-1954)在柏林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士共同创办《每日镜报》(DerTagesspiegel)并喊出「关于未来的德国」(VomkünftigenDeutschland)这个口号。他当时表示:「我们从前急于讚扬的二十世纪已经过了将近一半的时间。从一九一四年至今(指一九四七年)所发生的一切,将会影响接下来的后半世纪。对于全世界来说,关键问题在于,德意志民族是否能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做出了不起的贡献,以弥补前半世纪种种不光彩的表现。」

诚如雷格所言,国际社会因为德国人在战后积极展现对历史负责的热情,而愿意给这个民族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任何人都可以在德国人的伤口上撒盐巴,不过,西方阵营为了对抗强大的苏联,在考量冷战的国际局势后,必须儘快与德国化敌为友。因此,德国人此时早已不是敌人,而是盟友。

一九四八年,十一位西德的地方领导人曾公开表示,他们不希望看到德国的分裂,不希望在美、英、法三国的占领区成立新的国家,而仅仅要求这些西方盟国,先成立一个拥有统一行政权的政府。当时这些西德的政治人物相当忧心,西德与东德之间不断深化的分裂,会被合理化为不可改变的政治现实。美国占领区的主席鲁修斯.克雷将军(LuciusD.Clay,1898-1978)则对此有所评论:「这是一个特殊的状态⋯⋯,我代表所有战胜国授予德国人全部的政治权利,然而德国人却声明,他们并不要求全部的政治权利。」这位美国四星上将在美国占领军政府所在的法兰克福I.G.颜料企业大楼(I.G.-Farben-Haus),召见巴伐利亚、不来梅、黑森、巴登─符腾堡(Baden-Württemberg)等邦首长,并当面加以训斥,而后还不满地对外表示:「德国人决心贬低他们真正的支持者与朋友──美国人⋯⋯,如果我们只在西欧而不在这里,德国人早就变成苏联人了!」

如此踌躇不决并遭受外国势力责难的德国人,开始为重建新德国跨出第一步。问题跟着来了:战败的德国人凭着当时的实力,能重建什幺样的德国?或者,更关键的问题是:德国人在当时的国际局势下,被准许重建什幺样的德国?一九四九年,德国建国在即,没有什幺比宪法的制定更急切了!基于保密考量,当时的宪法制定者全聚集在波昂这个偏僻的小镇上开会。经过一番讨论之后,他们不只确定眼前发生的一切已无法挽回,而且接下来德国将会如何发展也已昭然若揭!他们很清楚,二战后制定西德基本法的波昂,绝不是一战后制定威玛宪法的威玛,有鉴于威玛共和政体的失败,它也不该变成威玛。

首先,西德的「三个区域」及东德苏联占领区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都因为德国的分裂而自认遭受严重挫败。在苏联占领的东德,俄共头子史达林透过苏联占领军政府颁布一套法令,并成立「乌布利希小组」(Ulbricht-Seilschaft)。「必须使民众产生民主的印象,但一切必须全掌握在我们手中。」这就是首位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当时的政治运作原则。至于西方阵营的西德所产生的政治领导阶层,则持续致力于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建立与扩展。

当时东、西德的差异也反映出美国与苏联这两个超级强权的不同。经由这样的对照,德国人再度意识到德国与西方的长期历史渊源,当普鲁士因为纳粹垮台而没落之后,德国也开始回归西方的怀抱。德国从前曾透过普鲁士而在地理与精神上获得向东扩展的机会,由于普鲁士精神已被人们简化为军国主义,因此,普鲁士必须为整个德国战败的悲剧负责。与普鲁士切割,并把一切的过错推给普鲁士,是一种非常简便而聪明的作法,如此一来,德国就可以不用承接所有纳粹的旧帐。

一九四九年,一些西德的重要人士在制定基本法时,虽然立法的自由受到限制,不过,仍有一定的自主空间;西德基本法的起草者当时也这幺认为。这些法律专家在订定基本法的条文时,把分裂的德国当成暂时的状态,并未视为最终定局,因此,他们不称这份过渡时期的法律文件为「宪法」,而是「基本法」,而且还深思熟虑地在序言中附上声明,为日后德国的统一与政治常态的回复预作準备。因此,这部基本法的序言已预先设想往后冷战结束时,德国将面临新局势的冲击。其相关内容如下:

「德国人民意识到在上帝及人类面前的责任,意志坚定地捍卫民族与国家不被分裂,在团结的欧洲国家里,作为平等的一员并致力于世界和平。巴登、巴伐利亚、不来梅、汉堡、黑森、下萨克森(Niedersachsen)、北莱茵─威斯特法伦(Nordrhein-Westfalen)、莱茵─普法兹(Rheinland-Pfalz)、许列斯威悉─霍尔斯坦(Schleswig-Holstein)、巴登─符腾堡以及符腾堡─霍亨索伦(Württemberg-Hohenzollern)等邦的德意志人民为了国家生存,并为了在过渡时期形成新秩序,根据宪法赋予的权限,通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基本法。此基本法亦适用于那些拒绝参与的德意志人民。所有德意志人民将继续被赋予任务,以独立不受干涉的自决权完成德国的统一与自由。」

一如人们在一九四九年制定的西德基本法的序言所读到的,这部德国国家的根本大法攸关德意志民族的统一与国家的自由,它反对分裂并赋予人民自决的权利。此外,这份序言还为德国人民从一九四五年的无条件投降中争取到一些权利与自主的空间,并展现战后德意志民族坚定的自信心。四十年后,苏联老大哥崩解,德意志民族独立自主的自决时刻终于到来,德国的统一不仅时机成熟,它所象徵的历史意义更为重要。由于西德在一九四九年制定基本法时,已预设日后两德的统一,因此,对于一九九○年德国的统一来说,这部基本法开头的序言与条文内容并未过时,仍能切合当时的政治现实,并不需要做大幅的增删和修改。基本法的本文规範德国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序言部分则在于维护德国国家至上的利益。一九九○年德国正式统一时,经过修订的基本法序言如下:

「德国人民意识到在上帝及人类面前的责任,在团结的欧洲国家里,作为平等的一员并致力于世界和平。德意志人民根据宪法赋予的权限,通过这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柏林、布兰登堡(Brandenburg)、不来梅、汉堡、黑森、梅克伦堡─前波缅(Mecklenburg-Vorpommern)、下萨克森、北莱茵─威斯特法伦、莱茵─普法兹、萨尔兰、萨克森、萨克森─安哈特(Sachsen-Anhalt)、许列斯威悉─霍尔斯坦及图林根等邦的德意志人民,已经透过独立自主的自决权完成德国的统一与自由。这部基本法对于所有德意志人民一体适用。」

一九九○年完成统一的德国一致通过这份基本法的序言,这不啻意味着战后的两个德国──前西德与前东德──已不再隶属于美国和苏联,它们已经由顺利的政治整合而确实归属于德国人民。即使某些西德与东德的思想家曾唱衰这个新德国的未来,但它的文化面貌并未因此而颓败崩坏,反而靠着人民无比的意志力完成内在的蜕变。从前,有一位西德总统被问到关于热爱祖国的问题时,这位政治家还必须顾左右而言他,俏皮地回答:「喔,我爱我的太太!」现在,那样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了!国际的政治氛围已再度允许德国人可以表现自己的民族特色。

德意志民族或许不优雅,不过却坚定地支持自己的民族精神。

根据西德的基本法,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关于这一点,西德和其他国家并没有什幺差别。至于西德最特殊的地方,就是国内那些具有批判性格的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在过去几十年间不断对西德社会进行批判,他们在乎的不是「谁比较敢说?」而是「谁提出较多的警告?」他们深信,自己已经在德国人的本质里发现那些导致灾难的因子,并因此而认为所有德意志民族的特质都是荒谬可笑的。后来,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乔治.卢卡奇(GeorgLukacs,1885-1971)也加入这批德国左派文人的行列,一起走在这条思想的歧路上。名气响亮的卢卡奇还断然地把德国丰富的哲学思想归入非理性主义(Irrationalismus),他在一九五四年出版的《理智的毁灭》(DieZerstörungderVernunft)其中一段内容便可证明他的愚昧:「一方面,英国与法国人民在政治改革层面已领先德国一大截,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末所发动的民主革命已获得一定成果;另一方面,位于德国东边的俄罗斯民族由于较晚发展资本主义,因此,人民的民主革命能够顺利转化为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成功地避免德国人民至今仍在承受的痛苦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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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德国左派知识分子的思维终究禁不起时代的考验:当一九八九年街道上的东德人和电视机前的西德人一致支持东、西德统一时,全世界只有这群自命为言论捍卫者的人对这种现象感到惊讶不已。这些文人空有犀利的文笔,却已无法对此出言反驳。一九六八年法兰克福的学生运动曾喊出「人行道下方是海滨的沙滩」(UnterdemPflasterliegtderStrand)这句广受欢迎的口号,二十几年后,事实的发展却凸显这句口号的谬误。谁说,人行道的下方并不是海滨的沙滩?

相较于德国民众的「不理性」,这些「特别理性」的左派人士仍不甘示弱,后来便展开反击。在柏林围墙拆除后,他们聚集在一家位于柏林新市中心的剧院食堂里,公开指责德国人民背叛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只因为德国人民已无法再撑过长达二至三个世纪的过渡时期,已无法放弃以资本主义作为社会的主流价值。在这个左派文人圈当中,以东德社会主义文学家史提凡.海姆(StefanHeym,1913-2001)和海纳.穆勒(HeinerMüller,1929-1995)的发言最为热烈。

这群左派知识分子曾短暂地针对一些关于德国统一的议题发表意见:他们认为,应该重新制定德国的宪法,或至少应该改换德国的国歌,毕竟西德在一九四九年时所作的相关决定,东德人民并没有参与。根据他们当中某些人的想法,德国的国歌应该改成一首由布莱希特作词的儿童颂歌(Kinderhymne):「既优雅又辛勤,/既热情又理智,/美好的德国繁荣昌盛,/如同另一个美好的国家。」

然而,德国左派文人这些主张只是让自己再次出洋相罢了。他们在二战后,选择站在与西德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立的立场,全力为东德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做政治宣传,并取得这个社会主义政权的认同。因此,当西德强势地统一东德时,他们对于以西德为正统的新德国宪法和国歌已没有表达意见的空间!他们一向把西德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当作复辟的封建政权,而东德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虽然政治方向正确,却还是个需要照顾与呵护的孩子,在初期的发展阶段难免会暴露许多缺点和弊端,就像孩童会生病一样。持有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就是战后入籍瑞典的犹太裔德国文学家魏斯,他曾直言不讳地指责西德的陈腐与堕落。相较之下,一九九九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葛拉斯的态度就显得比较模稜两可,他曾以批判性眼光观察东德的政治与社会发展,也曾经坦言,东、西德的统一将会引起一些问题,无法一帆风顺。曾在青年时期被苏联占领军的军事法庭以间谍罪判处八年有期徒刑、而后逃往西德的作家华尔特.肯波斯基(WalterKempowski,1929-2007)则从头到尾一贯地维持批评东德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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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左派自由主义分子并不想走回头路,他们既不认同德意志帝国,也对西德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以为然。那幺,他们是否真的为了制伏资本主义阵营的敌人而前往莫斯科?不,他们不费力气地将自己定位为世界主义者(Kosmopoliten),并与所有发生的事情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在面对实际的政治角力与冲突时,他们总是以和平主义者的姿态一味地反美国、反宗教、反以色列、反资本主义、反西方,实际上,这群知识分子根本是在反对西德与西方世界的连结。

战后的西德若要与西方连结,就必须在欧洲打破与法国以及英国的政治隔阂,因为,光有美国这位盟友,西德仍无法在国际间生存,这是可想而知的事。与西方连结也同时表示,位处中欧的西德必须在冷战时期的两大对立阵营中选边站,必须放弃向来所扮演的、协调工业先进的西方和斯拉夫东方的中介角色。西德与西方的联合,就如同回归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地缘政治形态:神圣罗马帝国在中世纪是欧洲政治运作的主要政体,因此,人们可以从中了解它当时对于欧洲的真实意义。神圣罗马帝国以一种欧洲的价值模式存在上千年之久(西元八○○年至一八○六年),它与西欧国家彼此依存互动的方式,其实就是战后西德如何建立常态对外关係的示範,而不是十九世纪以来由普鲁士所主导的、与西欧保持距离的外交政策。

末代德皇威廉二世的威廉主义并没有把德国推向光辉的历史巅峰,而是让德国走上一条大错特错的国家发展路线。在德国统一后的一九九○年代初期,许多国际人士都认为,有必要对德国再三告诫,以免这个国家又回到纳粹第三帝国的粗暴状态;当时,只有一位法语作者独排众议,把统一的新德国视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再起,他就是阿兰.曼克(AlainMinc,1949-)。这位法国犹太裔企业家暨作家在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新的中世纪》(LeNouveauMoyen-Âge)这本着作中表示:「法国人对于德国的再起感到忧心忡忡,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国家的性质。他们把德国和俾斯麦的治国模式画上等号,这种观点是不恰当的,其实,这个国家还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模式,也就是类似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运作模式。东、西德在一九九○年统一后,德国原则上已经排除『往斯拉夫东方发展』的传统普鲁士策略,而是重新固守自中世纪以来神圣罗马帝国的版图──中欧。这个地理区块不仅涵盖从前德意志帝国的国土,甚至还扩及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匈帝国疆域」。

一个国家的宪法同时也是它社会状态的彰显。与西方结盟仍是统一后的新德国最重要的国家特点,德国也透过基本法所制定的内容,确保这条政治路线的延续,而且基本法也因此而获得更深层的意义。至于倾向往斯拉夫东方发展的普鲁士,现在顶多只被视为一个位于古罗马帝国边境防线之外的日耳曼政治体。

德国可能出现的危险,并非如国际人士一再提起的第三帝国的重现,而是与西方连结的断裂与放弃。现在的德国为了表明自己是西方的一分子,早已放弃德意志帝国──这个迟至十九世纪后期才形成的民族国家(相对于法国而言,成立时间较晚)──所遵循的向东扩展的政治方针。德国社会哲学家赫穆特.普雷斯纳(HelmuthPlessner,1892-1985)也曾指出,普鲁士当时所主导的对外策略对于德国的发展而言,是一种特殊路线,而非常规路线。(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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